•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

  • 发布日期:2019-10-31 01:5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摇钱树王中王高手论坛声明: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,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,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,请勿上当受骗。详情

 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旧五代史新辑会证》一书,是由陈尚君教授整理而成。这是二十四史之一的《旧五代史》的最新辑本。

  《旧五代史》是《二十四史》中唯一的辑逸书,现在的通行本是清代乾隆间修《四库

  全书》时,邵晋涵从《永乐大典》和《册府元龟》等书中辑出,不是原书。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接受出版社约稿,历时十一年,方得完成。全书约320万字,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,据不完全的统计,共重新辑录纪、传、志53篇,新增列传60篇,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,增补逸文数万字,改动、补订、删除、乙正史文近万处,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,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。本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肯定,许多专家认为此书的学术价值,一是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;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,二是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;三是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,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,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。

  产品尺寸及重量: 20.2 x 13.7 x 2.5 cm ; 6 Kg

  《旧五代史新辑会证》(12卷),是二十四史之一的《旧五代史》的最新辑本。《旧五代史》是《二十四史》中唯一的辑逸书,现在的通行本是清代乾隆间修《四库全书》时,邵晋涵从《永乐大典》和《册府元龟》等书中辑出,不是原书。这个辑本曾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,但其工作疏忽而漏辑文献、因政治忌讳而任意篡改原文等问题非常严重。抗战以前,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,近二十年间,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,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,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。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始,历时11年,辑成此书。全书320万字,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。

  宋时期,新旧两史并行。金章宗泰和七年(公元1207年)规定“削去薛居正五代史,止用欧阳修所撰”。

  [一]到了元代,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。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,未能找到原本。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,再用册府元龟、资治通鉴考异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,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。同时还从其他史籍、类书、宋人说部、文集、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,作为考异附注,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,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。他除参与史馆的日常工作,撰写史部各书的提要外,用了两年时间,辑出这部多达150卷的大书,工作效率非常高。梁启超曾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,提出鉴别辑逸书学术质量的四条标准,即逸文注明出处,所录务求全备,逸文甄别真伪,还原原书编次,并在分析清代各家辑逸书后,认为以邵辑《旧五代史》为最优。这一评价,邵晋涵当之无愧。与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多数辑逸书比较,邵辑《旧五代史》一是取资范围较宽,二是交待来源,最初奏进本(后由民国初年江西人熊罗宿影印)是逐条注明文献来源的,只是在正式编入《四库全书》并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,将出处都删去了;三是对《旧五代史》所涉纷繁复杂的史事,援据唐末、五代、宋代的大量史乘、文集、笔记、碑碣,作细致的考订;四是援据宋人关于此书编次的点滴记录,分为“纪六十一、志十二、传七十七”(《玉海》卷四六引《中兴书目》),充分利用《永乐大典》保存的原书分卷编次痕迹,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。《四库全书》中的大多数辑逸书,仅据《永乐大典》所存,采用新的体例,如诗文按体分编,姓书按韵目编录之类,考订也较粗疏。就此而言,邵辑本的水平确比其同僚所辑高出很多。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,于乾隆四十年(公元1775年)编成缮写进呈,标明原文辑录出处,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,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签。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(简称“影库本”)。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(公元1784年)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(简称“殿本”),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,文字、史实考订则作为“考证”附于卷末,文字颇有改动,内容也有不少增删,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。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。此外,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(简称“孔本”,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)、彭元瑞校抄本(简称“彭本”)及抱经楼卢氏抄本(简称“卢本”),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,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。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,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,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。至于1925年的嘉业堂刊本(简称“刘本”),则以卢本为底本,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,体例比较芜杂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,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。

  这几本都保存了文献出处,讳改部分也未改尽,行世后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,清辑本的缺憾,也逐渐明朗。其大端主要有:

  其一,慑于清廷的政治氛围,大量篡改原书中贬斥异族的辞语,也就是陈垣《旧五代史辑本发覆》特别揭示的涉及戎虏夷狄之类字句的任意篡改,如改“虏主”为“契丹主”,改“虏骑”为“敌骑”、“獯戎犯阙”改“契丹入汴”、“北戎盗据中夏”改“契丹据有中夏”之类,在在多有。陈垣的考证,在《永乐大典》原卷影印后得到了证实。就现在已经公布的四库档案来分析,这些篡改并不一定出于乾隆帝的诏旨,更多的是馆臣畏祸而改。《旧五代史》辑本进呈后,乾隆帝即曾垂询金人禁行此书的原因,邵晋涵惶恐而致病,幸亏大学士于敏中尽力为之周旋,方得无事。辑本后来一再讳改,就因为此。

  其二,辑录史文缺漏太多。就当时主要依据的《永乐大典》和《册府元龟》等书来说,漏辑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。《永乐大典》现存本只有800多卷,引用《旧五代史》不足100则,清辑本即漏收了安彦威、马希范、王弘贽、安从进、李从昶等传逸文。《册府元龟》存五代文献超过万条,清辑本仅辑入三百则,缺漏极其严重。

  其三是采辑未广。就现在所知,宋、元、明三代典籍引有《旧五代史》逸文者,大约超过三十种,当时仅据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资治通鉴考异》、《资治通鉴注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容斋随笔》六种书辑录逸文,不少书当时可以见到而没有用,比方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《大事记续编》、《职官分纪》等,也有不少是后来才通行的。

  其四是录文多误。邵晋涵以后,许多学者从事校订,中华书局校点本也改正了一千多处,问题仍复不少。试举几例。《晋高祖纪》天福六年七月“辛酉,以前邓州节度使焦方为贝州节度使”。焦方仅此一见,节度使官高,不应别无表见,参前后史文,可以确定是《旧五代史》有传的马万之误,“马”字手书与“焦”字相近,“万”字俗写作“万”,增一点则为“方”。再如《唐明宗纪》长兴二年二月“诏: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为限。诸州刺史、诸道行军司马、副使、两使判官以下宾职,团防军事判官、推官、府县官等,并以三十日为限,幕职随府者不在此例。”(中华本576页)同年六月“丙子,诏诸道观察使均补苗税,将有力人户出剩田苗,补贫下不迨顷亩,有嗣者排改检括,自今年起为定额。”(同上580页)前一段似乎是对官员上任期限的规定,但不可理解的是为何少尹官高,独另立程限,而天下之大,各州府道途近远悬隔,又何能统一规定?查《册府元龟》卷六三三,此处“上任”作“上佐”,两处“日”均作“月”,原诏是对官员任职期限的规定,与上任赴职无关。后一段讲均补苗税,“有嗣者排改检括”一句很难理解,一是“排改”不词,二是仅讲检括田苗,何以牵涉到有无嗣子?查《册府元龟》卷四八八,此处作“自肯者即具状征收,有词者即排段检括”,是说有力人户同意者就照此征收,不同意而有词诉者,再分段检括,以作取舍。两段史文,经此校改,文意方得豁然明晓。与前述人为讳改不同,这是流传偶误所致。

  近代史学大家陈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订清辑本,其设想见于其1936年所作而身后发表的《以册府校薛史计画》(收入《陈垣史学论文集》第二集,中华书局1981 )一文,认为应先编制四种目录,然后据四种目录将二书互相比读,注出有无,进而逐字校雠,写定文本。这一计划,非常周密而可行。得力于这些比读,他发表了研究《旧五代史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。1959年,陈垣为中华书局影印明本《册府元龟》所作序中,提出了新的设想:“乾隆中四库馆辑薛《五代史》,大部分本可由《册府》辑出,乃以《册府》习见,外间多有,《永乐大典》孤本,为内府所藏,遂标榜采用《大典》,而《册府》只可为辅。”可能是作序而特别强调其重要的一种说法,实施情况不明。

  中华书局校点本《旧五代史》的整理,是在“文革”特殊时期进行的。最初由陈垣承担,后因高层干预,改由复旦大学中文、历史两系部分教师承担。作为整套《二十四史》整理中的一部,体例是整理旧本而不是另辑新本,因此,校点本对清辑本系统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会校,可以说是清辑本的集成,但没有突破这个基本框架。近年有些学者对此本《出版说明》中“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,除影响文义的外,一般不再改回”一段提出责疑,虽有道理,但似乎超越了当时的整理规范。

  现存古籍中,引有《旧五代史》者有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新五代史注》、《资治通鉴考异》、《资治通鉴注》、《容斋随笔》、《广卓异记》、《通历》、《类要》、《方舆胜览》、《锦绣万花谷》、《职官分纪》、《折狱龟鉴》、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、《玉海》、《能改斋漫录》、《大事记续编》、《天中记》等三十多种书。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书,只是因为疏忽而未及检用,有一些不太易见,如《类要》仅有钞本流传,《通历》后经阮元奏进,《古今姓氏书辨证》则刚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。这些著作引录《旧五代史》,有些是直接标明引录该书,取资较易,有些则未有说明,如《通历》,但只要将其有关五代史文与清辑本《旧五代史》作一比读,不难发现这部分全部据后者节写而成。当然,辑录《旧五代史》的主要依凭,或者说保存五代文献的两大渊薮,还是《永乐大典》和《册府元龟》。

  因为收进二十四史的《旧五代史》毕竟还是“辑本”,有些纪传零落不全,十二篇志中序言仅及其半,后世史家对此深以为憾,总期望有全貌的《旧五代史》从民间再现。本世纪三十年代,曾有信息说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《旧五代史》,后又传说藏在上海,但经辗转查询,至今犹未问世。今辑本《旧五代史》经诸家研究考实,发现乾隆时从《永乐大典》抄出的原文,已被清朝史官篡改。著名史学家陈垣曾专著《旧五代史辑本发覆》三卷,依次用《册府元龟》对比了乾隆辑本凡一百九十四条,总结出清朝史官增删挖补的十类,都有政治用意。因此,今天我们在研究和引用《旧五代史》时,是应当有所鉴别的。历时二十年艰苦严谨的治学,复旦学者陈尚君完成了700万字巨著《全唐文补编》、《旧五代史新辑会证》,这两部书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,先后由中华书局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。这是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收获。